有一种评价，比奖章更重。它不来自战友，不来自后人，而是从当年亲手把你关进牢房、动过刑、翻过案卷的那个对手嘴里说出来的。 1991年秋天，一位八十一岁的前情报头目接受日本记者采访。他翻着几十年前的旧材料，摇头感叹——经他手送进去的两千多个人里，真能扛住的硬骨头，就一个。说这话的人叫谷正文。 他年轻时在华北做过地下交通员，后来被捕叛变，一路做到军统保密局侦防组组长。退到台湾后，他专门对付岛上的中共地下组织。一个自己背叛过信仰的人，审过上千人，活到九十七岁，到老只肯把“硬汉”二字留给一个对手。 这份评价的分量，得先看那两千多人是什么背景。 1949年底国民党溃退台湾之后，就开始对岛内地下组织进行大规模的清洗，前后抓捕了一千八百多人，枪决了超过一千一百人。这并不是零散的小动作，而是一张从上到下都参与的大网。第一个裂开的地方出现在蔡孝乾身上。 蔡孝乾是唯一走过长征的台湾籍党员，1950年初被捕的时候手下核心联系人超过一千三百，外围群众五万多，按资历和位置来说他是组织里排在第一的人。这样一个老革命家关进去七天就开了口，审他的谷正文没有动刑，摆的是酒肉。 蔡孝乾甚至要求去台北最高档的西餐厅吃牛排吃完才肯交代。吃了牛排他就报了一个据点趁机溜走。躲到乡下两个月受不了苦了，穿着西装进镇上馆子解馋的时候被认出来又落网了第二次关进去他一个星期写的供词摞起来有半人高，靠着这份口供整个台湾地下组织几乎都被连根拔起来了。 蔡孝乾后来加入了国民党，并且担任了少将的职务。像陈泽民和洪幼樵他们，在不同的时候都放弃了他们的立场。 “所有被捕的人”是在这样一个参照面上说出来的。按理来说，职位比张志忠高的、资历比张志忠老的、人脉比张志忠广的，应该有很多吧？可是那些人都倒下去了，谷正文觉得只有张志忠一个人能扛住。 张志忠是台湾嘉义人，穷苦农家出身，原名张梗，在厦门集美学校读书的时候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在回到台湾之后建立了一个党组织，也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过。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被派到了八路军的第129师去从事对敌人的宣传工作。1946年回到了台湾，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委员兼武装部长的工作，在整个组织里他是最危险的一个情报和武装联络的人了。 1949年的最后一天的傍晚的时候，在台北的一个大街上，他在骑自行车的时候被一辆吉普车撞倒了，有几个便衣跳下来把人给抓走了。他被捕的日子就是1949年。 谷正文一开始也不敢直接上刑，他动用的第一张牌是蒋经国。第一次带的是酒菜，问他有什么困难，张志忠回敬一句：“你要真帮我，就让我早点死。”第二次蒋经国许了更大的条件，意思是只要点头，位子都好商量。张志忠回了八个字：“你我不共戴天，只求速死。” 劝降碰了铁板,谷正文才换路子,开始上重刑。老虎凳、辣椒水、电击,前后七回,每次都把人折腾到昏死,再泼冷水救醒。问出来的始终是那三个字——不知道。电流一接通,人能直接从刑床上弹起来,十指被灼得焦黑翻卷,耳膜被强电流彻底击穿了。张志忠却对着逼供的特务冷笑:要杀要剐随你们吧。 谷正文又使出了一个招数——押着张志忠的妻子季沄过来，在他面前进行刑罚。当时她二十九岁了，和丈夫一样是在同一天被逮捕的，而且她也是一个党员。 1950年11月的时候她在台北马场町给枪毙了。当这个消息传到牢房里的时候，张志忠在角落里面坐了一整夜都没有说话。第二天看守进去看到了的是他面前的一双更冷的眼睛。 他不是被动地死扛，在监狱里四年的时间里，每天早上在囚室里面唱《国际歌》，狱警冲进来打制止，第二天照样照着唱。 他还悄悄的告诉身边被捕的同志：“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稳住了很多人的心态，谷正文甚至伪造过他的自首的声明想通过这个来误导还在潜伏的人们，被张志忠当场戳穿了敌人的计谋落空了。 在四年的威逼、利诱、酷刑以及亲情的压力下，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在这四年的时间里他们都没有供出来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也没有说出任何有用的话来。 1954年3月16日，在台北马场町的刑场上，张志忠被枪决了。行刑的人后来跟人提起说，这个人到死都没有跪下也没有让人给他蒙上眼睛。他倒下的地方，淡水河的水声一如往常。 回到那个写回忆录的老头。谷正文这个人，一生没有什么立场。北大肄业，被俘后转身投日当过汉奸，抗战胜利又摇身进入军统。审讯对他来说是职业，逼供是技术，人命是数字。 但张志忠打破了他的认知。审讯这门“科学”的前提是：人怕痛，人怕死，人恋生。只要这三条成立，总能找到突破口。谷正文见过哭的、求的、骂的、装的，最后都被撬开了。唯独张志忠好像身体里装的是另一种东西。 他在回忆录里写下那句话：“台共党员二千余人中，可称唯一硬汉。” 一个自己背叛过信仰的人，晚年最尊敬的，恰恰是一个至死没有背叛信仰的人。这大概是历史最残酷也最诚实的注脚。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