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刑事案件的档案里，有些名字一旦被提起，就足以让人心里一紧。 它们不是因为犯罪手法有多离奇，也不是因为作案者有多凶悍，而是因为背后藏着一个让人怎么想都想不通的问题——一个考上重点大学、被村里人夸了好几年的孩子，怎么就一夜之间变成了杀人犯？ 一把二十来块钱买的锤子，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宿舍，几张扑克牌，几句没轻没重的玩笑，最后换来四条命的消失和五个家庭的塌方。 这样的案子，法律上早有定论，可留给社会的问号，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挂在很多人心里。 笔者今天想聊的，就是这样一起绕不开的旧案。 事情要从广西宾阳县的一个小村庄说起。 马加爵1981年出生在一户老实巴交的农家，爹叫马建夫，妈也是种地的，家里孩子好几个，日子过得紧巴。 可就是这么个穷家里，居然出了个爱读书的娃。 马加爵从小成绩就不赖，初中在宾州中学念书的时候，还拿过物理竞赛的奖，村里人见了都说这孩子将来是要走出去的。 后来他考上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全家人在村口放了鞭炮，那种高兴劲儿是真的。 可谁也没往深处琢磨——这孩子从小话就少，性子又拧，遇事憋在心里从来不说。 家里人觉得，男孩子嘛，闷点就闷点，能读书就是好孩子。 到了2004年寒假过完回学校那阵，麻烦就悄悄埋下了。 2月里的一天晚上，马加爵和几个平时关系还不错的室友在鼎鑫学生公寓的宿舍里打扑克。 这几个人分别叫唐学李、邵瑞杰、杨开红、龚博，都是同一栋楼里进进出出的熟脸。 打着打着，其中一个说他出牌耍赖，两句话就顶上了。 争执里头有人翻旧账，说他寒假回家连饭都舍不得跟大伙一起吃，说他小气，说他人品不行。 这几句话在别人耳朵里可能过一晚上就忘了，可搁在马加爵心里，就跟钉子一样扎进去，拔都拔不出来。 他后来自己也承认，那时候脑子里就一个念头——这几个人瞧不起他，得让他们付出代价。 接下来这几天，马加爵做的事让人后背发凉。 他没冲动，反倒是冷静得可怕。 他跑到旧货市场花二十块钱买了一把石工锤，又备了塑料袋、胶带，甚至还琢磨着弄个假身份证，为跑路做准备。 2月13号到15号这三天里，他趁着室友一个个进宿舍的空档，用锤子一个一个下手。 据后来警方公布的案情，他先动手打死了唐学李，把尸体藏进衣柜。 第二天邵瑞杰回来，被他用同样的手法解决。 到了15号中午，杨开红进屋找他打牌，无意中撞见他挪动装尸体的袋子，也没能逃过。 当天晚上，他又借着叫人打牌的由头，把不住在这间宿舍的龚博骗过来杀害。 四条人命，就这么在一间小小的学生宿舍里，一个接一个地没了。 杀完人以后，他把尸体全塞进衣柜，用胶带封好门缝，卷走了几部手机和一点现金，收拾东西就跑了。 四个受害者的家人一开始还联系不上人，以为孩子们出去玩了或者找工作去了。 直到2月23号，宿舍楼里有人闻到一股不对劲的味道从屋里飘出来，学校保卫和警察赶到打开衣柜，那一幕，据当时参与勘查的人后来回忆，是干了一辈子刑侦都难得见到的惨状。 案子一出，公安部立刻挂了A级通缉令，全国上下都在找这个瘦瘦小小、皮肤黝黑的广西青年。 马加爵这一路跑得也是狼狈，从昆明辗转到南宁，又从南宁跑到湛江，最后落脚海南三亚。 他没敢住正经旅馆，白天躲着人，晚上蜷在天桥底下。 到了3月15号那天，有个三亚河东路上的市民认出了通缉令上的脸，报了警。 警察赶到的时候，马加爵正坐在路边啃一个凉馒头，看见警察围上来，愣了一下，没跑，也没反抗，就那么被戴上了手铐。 据当时办案民警的说法，他被抓时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低低地说了一句“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案子进入司法程序以后，进展很快。 4月22号，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马加爵对四起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全部承认。 4月24号，一审判决下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之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复核，维持了原判。 6月17号，马加爵在昆明被执行死刑，那年他二十三岁。 死刑执行前两天，中央电视台记者进看守所对他做了最后一次采访，这段访谈后来播出以后，几乎是全国都在看。 镜头里的马加爵剃了光头，穿着看守所的马甲，人比被抓的时候还瘦，眼窝深陷。 他说话声音不大，但吐字很清楚。 他说自己后悔，说自己从小就自卑，家里穷，觉得走到哪儿都低人一头。 上了大学以后，看着城里同学穿的用的，那种落差感更强烈了。 别人一句无心的玩笑，他都能琢磨半天，觉得是在羞辱他。 他还说，自己平时爱看一些暴力的东西，慢慢地心里那根弦就绷断了。 最让人记住的是他说的那几句话——他说自己毁了四个家庭，也毁了自己家，对不起被害人的父母，也对不起自己的爹妈。 他说逃亡的那些天，晚上一闭眼睛，就看见那几张脸。 他说人生走到这一步，是自己走错了，怨不得别人。 这段独白播出去以后，很多人心里五味杂陈。 恨他的人还是恨，可怜他的人也开始琢磨——这么一个人，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成这样的？ 事情到这儿还没算完。 马加爵被火化以后，按照规定，家属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