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六点半，天刚蒙蒙亮。 卧室里的空气透着一股属于老年人特有的味道，夹杂着风湿膏药的薄荷味和淡淡的陈旧气息。 我睁开眼。 盯着天花板上那道几年前漏水留下的黄斑。 足足看了两分钟。 这个时候，我不能马上起身。 七十八岁的身体，就像一台常年失修、齿轮生锈的老机器。 得先在被窝里活动活动脚趾。 再慢慢弯曲膝盖。 等僵硬的关节稍微活络一点。 才能试探着坐起来。 旁边的被窝里传来均匀的呼吸声。 老伴秀琴还在睡，她今年七十四岁了，满头白发，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样。 我掀开被角。 尽量不发出声音。 摸索着床头的降压药和温水。 咽下药片，我披上一件旧毛线衣，走到窗前拉开一点窗帘。 冷风透进来，我打了个哆嗦。 “起了？” 背后传来沙哑的声音。 我转过身。 看见秀琴已经撑着胳膊坐了起来。 正眯着眼睛适应光线。 “起了，你再躺会儿，我去熬点小米粥。” 我说。 秀琴没听我的。 她慢吞吞地掀开被子。 把两只脚塞进棉拖鞋里。 她站起身，身体微微有些摇晃。 我赶紧走过去，习惯性地伸出双臂。 秀琴也顺势往前迈了一步，靠进我的怀里。 我双手环过她略显佝偻的后背，她把头轻轻贴在我的肩膀上。 没有热烈的拥挤，也没有任何言语，只是静静地贴在一起。 我能隔着毛线衣感觉到她瘦削的肩胛骨，硌得人心里发酸。 她也能听见我胸腔里那颗跳动得不再那么强劲的心脏。 这个拥抱，我们每天早晨都要保持十秒钟。 不怕你们笑话，在这栋老旧的家属楼里，我们俩绝对是个异类。 下楼去早市买菜的时候，遇到楼下的老邻居张大妈。 张大妈扯着大嗓门开玩笑。 “哎哟，老孙头，今儿个早晨在阳台浇花，又看见你俩在客厅里抱在一起腻歪了，一把年纪了，也不嫌害臊！” 周围几个拣菜的老头老太都跟着哄笑起来。 有人附和。 “就是，年轻小两口才整这一套，你们俩加起来都一百五十多岁了，土都埋到脖子了，还玩什么浪漫。” 秀琴听了。 脸稍微有点红。 低着头去挑案板上的小白菜。 我倒是一脸坦然，把装着零钱的布袋子往胳膊上一挽。 “你们懂个屁，”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怼回去， “我们这叫活血化瘀，抱一抱，一天精神头都足。” 大家笑得更大声了，只当我是个老不正经。 其实，他们不懂。 连我们自己的儿女都不懂。 活到七八十岁，每天例行公事的拥抱，早就跟什么风花雪月、什么爱情浪漫扯不上半点关系了。 这是一种确认。 一种对“你还活着，我也还活着，我们都还在彼此身边”的深刻确认。 我和秀琴结婚五十多年了。 我们不是那种从年轻就一直恩爱到老的模范夫妻。 恰恰相反，我们前半辈子的婚姻，简直就是一场漫长的战争。 七十年代末，我们在纺织厂的经人介绍认识，见了两面就扯了证。 那时候哪懂什么情啊爱的，纯粹是为了找个人搭伙过日子，为了凑够条件分一套厂里的小平房。 结婚后的日子，就是一个字：熬。 三个孩子接连出生，两张嘴要养活五张嘴，家里穷得叮当响。 每到月底，工资还没发，米缸就见底了。 那时候的我们，脾气都大，天天吵架。 为了五毛钱的菜钱吵，为了谁多干了家务吵，为了过年给哪边老人多买了一包点心吵。 最严重的一次是在九十年代初，厂里效益不好，我面临下岗。 那天晚上，因为大儿子要交学费，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我心情烦躁，多喝了两口闷酒。 秀琴在旁边数落我没本事，连个孩子都供不起。 我借着酒劲，猛地把桌子掀了，碗碟碎了一地。 秀琴气疯了。 指着我的鼻子大骂。 说这日子没法过了。 明天就去离婚。 她连夜打包了行李。 拉着两个蛇皮袋。 坐在堂屋的板凳上哭了一宿。 我坐在门槛上抽了一宿的旱烟。 那天夜里下了大暴雨，电闪雷鸣，小女儿被雷声惊醒，发起了高烧。 离婚的事就这么搁置了。 第二天，秀琴红着眼睛，默默把蛇皮袋里的衣服拿出来，重新挂回衣柜里。 我背着女儿，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卫生院跑。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提过离婚，但感情也谈不上有多好。 几十年来，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更像是一对为了完成“把孩子养大”这个共同任务而勉强合作的战友。 白天各自在车间里累死累活。 晚上回来精疲力尽。 连多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 至于拥抱？ 那是电影里资本家才有的做派，是我们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矫情。 真正改变这一切的，是五年前的一场大病。 那年秀琴六十九岁，刚过完生日没几天。 一个极其平常的下午，我正在阳台上修一个坏掉的收音机。 突然听到卫生间里传来“咚”的一声闷响。 我起初没在意。 以为是拖把倒了。 喊了一声。 “秀琴，什么掉了？” 没人答应。 我心里突然没来由地一阵发慌，扔下螺丝刀跑过去。 推开卫生间的门，我感觉浑身的血液瞬间全冲到了头顶。 秀琴倒在湿漉漉的地砖上，双眼紧闭，嘴唇发紫，呼吸微弱得几乎看不出来。 “秀琴！老太婆！” 我扑过去。 手抖得像筛糠一样。 怎么也把她扶不起来。 我哆嗦着摸出手机。 拨打120的时候。 连话都说不清楚。 救护车呼啸着把我们拉到了市医院急诊。 突发大面积脑梗，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