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诺贝尔奖将在10月5日至12日陆续开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依次揭晓。 今年有两大看点，一是诺奖奖金上调，二是在全球各大预测榜单里，三位华人科学家成为热门候选，引发全网期待。 这3位科学家分别是谁？他们都有着怎样的成就？ 开奖前夜，热搜上没有他们的名字 10月5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接着是物理学奖、化学奖，一周之内全部颁完，今年奖金涨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815万人民币，比去年多了68万。 消息传回国内，讨论量不如一条明星八卦，而今年预测榜单上，有三个华人科学家的名字被反复提及，薛其坤、刘如谦、卢煜明。 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三个领域，三条完全不同的路，其中薛其坤为中国科学家，刘如谦、卢煜明是海外华人科学家。 为什么我们每年都在等待诺奖公布，却很少问一句，那些被纳入预测榜单的研究者，平时在过什么样的日子。 三个人的研究，我用大白话给你讲清楚 ，先说薛其坤，他的成果叫“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名字拗口。 霍尔效应是1879年发现的，电流在磁场中会偏转，在导体两侧产生电压。 后来人们发现，在极强磁场和极低温度下，这个效应会“量子化”，电压变得极其精确，像台阶一样，但条件太苛刻了。 十几万高斯的磁场，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普通实验室根本做不到，薛其坤团队做的事情，是让材料自己产生磁性，不需要外加磁场，也能实现量子化。 2013年，他们首次在实验上观测到了这个效应，杨振宁当时的评价是，这是从中国实验室里，第一次发表出了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这个成果的意义在哪？未来的电子器件，如果能利用这种效应，功耗可以大幅降低，发热问题也能从根本上缓解。 量子计算里的一些难题，也可能因此找到新路径，薛其坤后来在采访里说他们团队做那个薄膜材料，用了四年多时间，反复尝试了上千次，四年就为了一个实验。 再说刘如谦，他是哈佛大学教授，海外华人科学家，在基因编辑领域做出了碱基编辑和先导编辑技术。 传统CRISPR像一把剪刀，把DNA剪断，然后让细胞自己去修复，但剪断之后怎么修，细胞有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按你希望的方式修。 而且刘如谦的思路不一样，他不用剪刀，而是像用橡皮擦一样，直接把错误的碱基“擦掉”，改成正确的，这就是碱基编辑。 先导编辑更进一步，可以插入、删除或替换更长的DNA片段。 博德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他个人至少已有28项采用碱基编辑或先导编辑的临床试验正在开展，至少10项已报告结果。 这意味着他的技术已经不在论文阶段，而是在病人身上验证，我觉得这才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很多基因编辑技术停留在论文里，停留在细胞实验里，但刘如谦的技术已经走进了临床，最后说卢煜明， 他是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海外华人科学家。 1997年，他发现孕妇血浆里存在胎儿的游离DNA，这个发现直接催生了无创产前检测技术，抽孕妇一管血，就能筛查胎儿染色体异常，不用做羊水穿刺。 因为羊水穿刺有流产风险，很多孕妇不敢做，NIPT出来之后，这个问题解决了，目前这项技术在全球60个国家被采用，准确率超过99%。 有人可能会问，卢煜明1997年的发现，到现在快三十年了，诺奖怎么还没给？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奖金涨了68万，但真正的账不是这么算的 2026年诺奖奖金涨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815万人民币，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少，但诺贝尔1900年设立基金会时，遗产总额是3100万瑞典克朗。 现在一百多年过去，奖金从最初的15万涨到今天的1200万，靠的是投资运营，诺奖奖金本身就是一笔“长期投资”的结果。 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强度2.8%，首次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 基础研究经费2778亿元，占R&D经费比重7.08%，连续七年保持6%以上，创下历史新高，7.08%是什么概念？ 美国基础研究占比大约17%到18%，说白了就是欧盟15%以上，我们跟人家比，还有一倍多的差距。 而且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全部基础研究经费的比重不到10%。美国大约35%，日本大约45%，这意味着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高度依赖财政。 企业愿意投钱做产品开发，但不太愿意投钱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变现”的基础研究，我觉得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企业要生存，要把钱花在能快速产生回报的地方，这是理性选择，但基础研究这件事，恰恰需要有人去做那些“短期看不到回报”的事。 薛其坤2013年发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时候，谁能说得清它什么时候能变成产品？卢煜明1997年发现胎儿游离DNA的时候，谁又能想到它今天能惠及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孕妇？ 基础研究的回报周期太长，长到很多时候超出了商业逻辑能承受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财政投入必须扛大头，但光靠财政也不够。 我认为真正值得思考的是，我们能不能建立起一种机制，让企业愿意为基础研究掏钱，让社会资本愿意为“不确定”买单，让科研人员不用每年都在为下一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