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安徽宣城南湖农场，郑维山带着家人接到通知后，收拾行李，立即出发。没有解释，也没有提出要求。这位曾经指挥华北劲旅的将领，就这样离开北京，来到农场参加劳动。 农场的生活并不轻松。秋冬时节，江南阴冷潮湿，屋里寒气很重。郑维山除了参加日常劳动，便把时间用在读书上，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常放在手边。屋里冷，他就点炭盆，一间接一间地取暖。 当时负责安徽省军区工作的李德生，恰好是郑维山过去的部下。得知老首长来到宣城，李德生没有擅自安排，而是专门向上级写报告，说明郑维山的历史功绩，并请示：“他的衣食住行，应当如何安排？” 毛主席看到报告后，批下八个字：“平津战役有功，待遇不变。” 这句话看似简短，分量却很重。李德生随即安排警卫、秘书和炊事员，保障郑维山的基本生活。这里的“待遇不变”，并不是恢复职务，更不是改变农场安排，而是对一名老战将历史贡献的明确认可。 毛主席所说的“平津战役有功”，重点并不只是郑维山参加过这场战役，而是指他在新保安一带采取的关键行动。那次行动风险极大，甚至带有违抗常规命令的性质。郑维山后来回忆：“我是豁出去了，最大的冒险，那是准备砍脑袋的！” 郑维山的军事特点，很早就显露出来了。红军时期，他曾担任主力师政委，是红四方面军中较年轻的师级干部。抗战初期，他先在抗大学习，1938年春进入晋察冀军区军政干校任教员。 那时晋察冀根据地刚刚建立，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十分紧缺。聂荣臻起初并不了解郑维山，后来经过实际接触，才发现这个人不仅敢打，而且善于在复杂局面下迅速作出判断。 郑维山很快被调往行唐，担任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前线指挥所总指挥。职务变化很大，压力也随之而来。他后来坦言，自己没有想到聂荣臻会把这样重的担子交给他，但最终还是扛了下来。 有意思的是，郑维山后来几次想离开晋察冀，到别处工作或学习，却始终没有真正走成。李先念曾希望调他到中原，聂荣臻舍不得放人；抗战末期郑维山到延安准备学习，聂荣臻见到后，又把他带回了前线。 这并非简单的个人好恶，而是战场对军事干部的实际需求。1947年，晋察冀军区重建野战军指挥机构，杨成武调任野战军第二政委，郑维山接任第三纵队司令员。杨得志也从晋冀鲁豫调来担任野战军司令员，可见当时华北对能打硬仗的指挥员有多么倚重。 1948年10月，傅作义准备调集部队突袭石家庄，企图牵制解放军南下，并威胁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10月26日，郑维山接到命令，要求部队在月底前赶到满城一带。此时三纵距离目标还有数百里，沿途多为山路。 军令紧急，部队昼夜兼程。10月28日，毛主席直接电示郑维山加快速度，聂荣臻也发来电报，通报敌军已经在保定集结。郑维山只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10月31日凌晨，三纵赶到沙河以北东抵村、燕赵一带，抢在敌军之前构成阻击态势。双方接触并不激烈，但傅作义由此判断，解放军已有准备，突袭石家庄的计划只得放弃。毛主席后来把这次行动称为“飞兵西柏坡”。 新保安战役中，郑维山又一次率部快速推进。1948年12月，华北第二兵团围困傅作义第三十五军，郑维山的三纵负责切断其退路。战斗期间，他发现傅作义部第一〇四军正从沙城方向前来接应。 当时上级联系不上，友邻部队也没有及时采取行动。郑维山判断，如果不马上阻击，两股敌军可能会合，第三十五军便有突围机会。参谋人员担心分兵会影响主攻，他当机立断：“杀头杀我的，出发！” 三纵随即抽调部队迎击援军，在敌机轰炸和两面夹击下死守阵地，最终阻断了第一〇四军与第三十五军的联系。华北第二兵团、晋察冀军区以及中央军委先后发来嘉奖电报。毛主席称赞三纵“飞兵保安城”，这件事也因此成为郑维山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1966年10月31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工作组成员时见到郑维山，谈起他曾任华北三纵司令员，并指出，战略再好，也要靠部队准确执行。郑维山在新保安的果断行动，正是这一点的具体体现。 所以，1969年李德生向毛主席请示如何安排郑维山时，批示中的“平津战役有功”，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对新保安关键一着的确认。1972年，郑维山在宣城一带感染疟疾，秘书江永固转告他，毛主席已经批准住院，并要求寻找条件较好的医院。那时的郑维山，仍住在农场生活区。 特别